2012/5/1 16:01

当自上而下的食品安全解决方案遥遥无期的时候，一些城市中产阶级开始自发寻找放心食品，这种“用钱投票”的行动，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变革么？

凌晨3点，广西柳州郊区农户吴伯，已经起床准备做他的土法腐竹了。算好这天有大太阳，晾晚了错过日出可不行。年底最后一批腐竹，城里人要用来做年夜饭，更不能马虎。

上午10点，住在北京退休社区的刘建华，盘点着今年自己在楼盘租来的菜地里的开支，一年租地300元，肥料100元左右，种子工具50元左右，加起来成本大概是500元。而他所收获的菜，加起来至少也值1000元，感到挺满足。

下午3点。因为是周五，“有机生活主妇团购”的发起人之一刘宇璟都会很忙，在北京回龙观小区内的一间小房子里，她们几个组织者一起把农场送来的新鲜蔬菜、鸡蛋、牛奶、肉类等按照订单分门别类，下午3点以后就陆续有上百个妈妈过来取菜。

下午5点。珠三角地区某五金厂员工梁初元循例在下班前浏览了一下单位内部网的公告，看看单位特供农场有没有送菜过来卖，趁过年前多买些新鲜菜，存着也好。

晚7点。广州人盛旭拎着油盐酱醋外加方便面巧克力等食品乘坐广九直通车回到家，这已经是他当月第二次去香港了。从2007年开始，盛旭几乎每隔两周就会去一次香港，买吃的、买药、买日用品。

为了吃上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健康放心的食品，这拨儿想生活得更好的城市中坚阶层早就动了起来。他们有的单打独斗，自己种菜养鸡自给自足；有的拉帮结盟，跟放心农场或农户结对搞特供专卖。

当食品安全问题一时无法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得以解决的时候，这种自下而起的餐桌自救行动虽然有“增加个人开销浪费社会资源”之虑，但总算是应对每况愈下的食品安全状况的一股正面力量。

而且，台湾的经验也让我们生出希望：一旦食品安全事件越过民众的心理底线，这种从社会中坚阶层掀起的自救行动，很有可能催生出非营利性质的监督机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