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5/1 16:01

症状二：监管投入大收效低

处方：风险评估关口前移

严卫星委员指出，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还是以市场监督抽查为主要模式，结果是覆盖广，投入大，浪费多，收效甚微。理想的监管模式是要关口前移，重点管理生产过程以及原料，市场监督抽植、查充其量是补充手段。

“当前这种‘大撒网’式的抽查监管模式和资金投入，应该‘移植’到食品安全的风险监测评估工作中。”严卫星坦言，虽然去年我国已经建立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但重视程度和投入资金远远不够。“如果能从种植、养殖环节等食品生产源头开始收集资料，直至食品运输、销售的终端环节进行评估监测，找出高风险产品类型、地区、环节等，那么各个监管部门就能够根据各自的工作职责有针对性地进行控制，不仅节约成本，而且提高效率。”

症状三：食品安全陷入信任危机

处方：厘清责任强化教育

今年1月1日，《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联合发布的《2010-2011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显示，近七成受调查者对中国食品“没有安全感”。

严卫星认为，将多种以食品为载体而进行的违法活动所造成的健康损害都归咎于食品安全问题，是造成公众食品安全恐慌的主要原因。食品安全的概念是食品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对健康的损害，而以三氯氰胺为代表的非食用物质添加问题，其实是触犯刑法的问题，应从食品安全的大框架中剥离出来，这可能就会让公众对食品安全有一个新的认识。

李蓉认为，当前公众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识、法制观念并未有大的加强。“教育是食品安全防御措施的基本环节。社会应形成一种氛围，使食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兼具食品安全的支持者、维护者和创造者三重身份，从而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力。”

症状四：人少事多矛盾日益突出

处方：修订疾控机构编制标准

沈进进说，非典之后，各级疾控中心的房子、设备都有了很大改善，然而疾控中心的编制依然是上世纪80年代防疫站时候的标准，人少事多矛盾突出。例如，盐城市有820万人口，疾控中心核编仅98个，很多具体工作落实到人头上，只有半个负责人，开什么会都得这个人去，还要指导监督下级、承担网络直报等任务，这种情况能保证监管质量和法律法规执行吗？他建议尽快编制颁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编制标准”，为保障食品安全做点实事。